(15)问:杨振宁为什么在听到您要斯坦伯格把“李和杨”改为“杨和李”后就大发雷霆,写了那封大骂您的信。 [34] "杨和李"的排列次序,是杨一直主张的,您要他们这样做,他为什么又发怒呢?

(15)答: 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

    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怪不得奥本海默早在60年代初就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35] 因为杨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便借口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多次恳求我能否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1951年发生过一次,1957年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举行前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虽然这两次,我都勉强答应了,但我告诉他,以年龄大小来排名不是科学合作的常规。可是,他1962年4月又提出了几次,虽然我都没有答应,但杨振宁这些不合理的要求,终于成为我们合作分裂的一个主因。同时,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会被同行们觉得这是不合常规而耻笑他。于是这两种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和精神上的严重不安。

    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们各自(或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工作的时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杨。他们三人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和他们讨论过,或向他们打过招呼,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在《杨振宁传》里,关于1962年他大怒的记载是很奇怪的:

    “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说,“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并且坚持要斯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 [36]

    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那时候杨振宁的心态和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杨振宁当时却凭信谣言给我写信,大加鞭笞,实际上宣布了我们二人合作关系的终结。这实在不可理解。而时隔几十年后他又在《杨振宁传》里把这封充满神经质的怪信登载了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稀奇的是《杨振宁传》里的下述记载:1962年我和他合用一间办公室,杨振宁将这封不可理喻、充满恶毒攻击的信放在我桌上,刚好我不在。可是后来我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来了。传记上是这样叙述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 [37]

    可是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丢掉的“黑信”怎么又会在四十多年后复活,全部出现在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里呢?真是不可思议。

    在《杨振宁传》里还登载了另一封怪信,又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 [38]传里说,是1968年2月18日杨振宁写给我,可是“没有寄给李”的。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

    以前我只在侦探小说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毒信的描述。可是为什么会在《杨振宁传》里竟也出现了这种毒信呢?这个问题只有传记主人和传记作者能够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