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问:杨在给吴大猷先生的信里总结说,他做过的大错事之一,就是没有把得诺贝尔奖的论文的名次写成“杨和李”,并认为如果当时写成“杨和李”,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39] 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简单,他怎么会拿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他的老师呢?

(16)答: 前面已说过,在我和杨振宁合作时,他不断地为排名次序感到烦恼、忧虑。他相信,利用排名次序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从这本传记里登载的杨振宁给吴老师的信来看,他至今还是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恳求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

    其实杨振宁这种严重的贪欲心理,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了。关于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以李政道、杨振宁次序署名,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一文的排名的事,在1998年《杨振宁文集》中有下面的记载:

    “简单地说,我曾想过要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做。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我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二则我要在事业上扶持李政道。” [40]

    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物理文献的署名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也许可以将1951年他向我首次提出排名要求的事情,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想法放在一起作一整体的分析。前面已经说过,在1951年时,我和他合作统计力学的研究,带头第一篇文章的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写完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不按习惯地被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才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和杨振宁的第二篇统计力学论文的名字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是依照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以李政道、杨振宁的次序署名。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合作,除非是我自己已经在做的研究,他知道后,想参加,并向我提出要求,然后,由我加以考虑后才能决定。所以1952年我们初次合作分手后,隔了三年,至1955年才又有合作,而在这再度合作的时期中,从1955-1962年初,杨振宁没有再向我提出过他的反常要求。在我们的合作文章署名上,他不再恳求,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前面。当然他很清楚,这我也是不会答应的。可是就像您问题中所问,从他在给吴大猷老师的信里所总结的 [39],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 [40],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的内心中还是极端矛盾的,对排名这个问题还是无法放下的。虽然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反常贪欲是不对的,但是不能控制,内心中还是非常想要贪。虽然他知道不应该,内心中还是想要千方百计地企图吞夺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

    杨振宁在文章排名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学术上的成就,不是文章排名次序可以决定的。(不然,也许更会有人改名,想做鲁迅笔下的阿Q—即AaQ了。)由杨振宁制造并公开化了的李杨之争更不是简单地把名次排列改变一下就能解决的。从他的这种后悔,他的所谓大错事,我们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他那种不现实、不道德的贪欲,这已经与事实无关了。而且他竟然还要把这种既可笑又可耻的说法写信告诉吴大猷老师,是不是他自以为吴老师会同意他这种幼稚的说法呢?杨振宁的痴迷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