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问: 您举出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人的实验论文,作为您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证据。 但是,杨却反问您说,为什么1956年你们得诺贝尔奖的论文里一字未提史瓦兹?为什么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里也一字未提?

(4)答: 在江才健的《杨振宁传》里,杨振宁问吴大猷老师: “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 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 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 [7]

    杨振宁用这些问题反问吴老师是极不妥当、极不礼貌的。当然,吴老师不会回答,因为吴老师与此事无关,而且现在吴老师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反应;即使他在世, 也不应该把裁判的责任强加给他。我想,杨振宁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答复为好。

    杨振宁所说布德等(Budde et al.)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上述论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布德、克瑞廷、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合作的论文。 虽然他们的论文里也发表了那些数据,但因为数据量不够,不能对宇称不守恒下最终结论。在1956年5月至10月间,还有不同的人分别做了其它好几个实验,由于各种因素也不能给出定论。所以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的文章,按科学文献的写作惯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样,在1957年我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演讲(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吴健雄等成功的实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怎么能成为否定是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证据呢?退一步说,不提布德等的论文,难道就能说明完全没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议的这回事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否定他们论文的存在吗?就能否定他们在论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进行的分析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出来的吗?如果谈到感谢,那显然不是我要去感谢史瓦兹,而是相反。事实上史瓦兹等早在他们(也就是布德等)当时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表示过对我的感谢了,这足以证明他们承认并接受了我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杨振宁提这样的问题,是本末倒置,目的纯粹是要制造一个错觉。

    至于杨振宁说,为什么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8] 一文没有提布德等的论文,这更是莫名其妙。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演讲的讲稿,谈的是1930-70年四十年间弱作用研究的发展大纲。1956年宇称不守恒工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只有时间很简单地谈到我和杨振宁对宇称不守恒合作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部分经过,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是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没有必要专门去提史瓦兹等人的实验。按照杨振宁的逻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做报告或写文章就要讲是我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里居然以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讲稿为借口,无理地攻击我,说我在该文中乱说,而2002年杨振宁忽然又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和他在我们的获奖论文和我1971年的演讲中不提史瓦兹?似乎不提史瓦兹就是承认这个突破不是我独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兹就等于没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发表的物理论文,就等于没有他们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导下做的分析,就等于没有他们为此而对我表示的感谢。这种逻辑是不通的!事实上,在和我的关系上,这些都是杨振宁不顾事实,故弄玄虚,扰乱人心的一贯做法。

    任何写作过科学论文的人都会明了,凡已经经过文献或实验证明的科学贡献,在一般场合下均无需再在论文里专门去提。因为提和不提并不影响已存在的、已证明的这一事实。从1982年以来,杨振宁就不断地以自夸和造伪的方法企图抢夺我的贡献。现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认为多说谎话就能否定已有事实的办法,去否定别人在报告或论文里符合科学论文惯例的正常说法。这是非常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