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问: 关于你们获诺贝尔奖论文的写作,杨振宁在他的文集里说:1956年“5月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了严重的腰痛病(几年以后,诊断为椎间盘脱出症)。 ……在病榻上,我(指杨)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 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我把稿子拿给李政道看,他作了几处小改。” [12] 杨振宁又说,关于“这篇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李政道对此一概回避,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 [13] 能否请您讲一下,您对该论文写作的回忆是什么?

(6)答: 杨振宁的叙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的经过是:

    1956年4月上旬我把我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告诉了斯坦伯格后, 就致力于奇异粒子的弱作用领域宇称可能不守恒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整个1956年4月份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前面已经提到过,当1956年5月初杨振宁专程从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的时候,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看到了我一人正在写的《奇异粒子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稿。 我后来正是把这篇文稿,作为我们的论文的后半部,于1956年10月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并获得了诺贝尔奖的。

    和杨振宁的说法相反,宇称守恒质疑的思想突破是我独立做出的,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整体工作是我创议和主持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章也是由我主笔的。

    1956年5月初,我接受了杨振宁的要求,同意他和我合作进行β衰变宇称是否守恒的分析工作。 之后,杨振宁为了能和我讨论,他每周单独由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1956年5月底, 当我根据四月份我一人的工作,以及五月份我与杨振宁二人合作的结果,写完这整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论文后,接到杨振宁的电话,说他因为忽然腰痛,下一次他不能如期来纽约拜访我。电话中我告诉他,我已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mm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了。论文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的上半部主要是讨论β衰变领域的宇称守恒质疑;下半部,则如上述,主要是关于奇异粒子领域的宇称守恒质疑。既然他腰痛不能来纽约,我就将已打好的文章全部寄给杨振宁。过了几天,杨振宁又来电话,说他已收到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已全部念了,觉得写得很好。他唯一的提议是论文题目能否改为《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因为一般物理论文标题上都不用问号。杨振宁说,假使我们用问号,可以更引人注目。杨振宁又说,因为这个修改是很简单的,他可以安排,而且《物理评论》的办公室就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物理部,和他是比邻,因此我就不必再费心了,他改了论文的题目后,就会直接交给《物理评论》。我在电话中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物理评论》的编辑不同意在论文题目上用问号,所以又改回我本来写的论文题目。)。

    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根本不需要讨论的事情,几十年后,杨振宁还是要制造假话。这无非是想说事情都是他做的,思想是他的,论文也是他写的。但是,事实却不能因假话而改变。请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篇论文于1956年10月发表,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篇论文是划时代的,是纯粹科学性的文章,文中有好多个像下面这样的数学方程式: [14]

    其中,

    一位没有科学训练,没有文秘经历的人,怎么能够靠别人口述写出这样一长篇高度专业性的论文呢?可是杨振宁硬说:"5月底……在病榻上,我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 [12] 这篇理论物理论文,居然在他的“全部口授”下就能很快地一字一句地写完了。这实在太神奇了。这能让人相信吗?而杨振宁接着又说:“6月5日,我带着致礼和我们的长子弗兰克林(光诺)驱车到麻省的剑桥。……” 这就是说,几天后,他就开车出去旅行了。 [12]

    杨振宁对1956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以《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为题的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叙述,与事实不合。只要拿当年我们发表的论文的实质和他后来编造的故事,一相对照,杨振宁的谎言是透明的。

    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不负责任,没有将论文交给《物理评论》,也没有通知我,就一人突然开了汽车,带了他的家人离开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出去旅行了。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