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问: 杨说,1948年底罗森布鲁斯(Rosenbluth)和他合作写关于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那时候您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 只不过因为您时常来他的办公室,所以才把您的名字加了上去。杨说,您认为这篇文章是你们三人平等合作写的。 [15] 究竟是谁说得对?

(7)答: 杨振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充满了谎话。这又是他不道德的欺人之谈。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每位合作者对合作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一定都要有贡献,都负有同等的责任,都有同等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没有参加工作的人加进来的。也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于己欲,可以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

    杨振宁毫无事实根据,半世纪后,忽然要硬性地抢夺我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这是极为可笑的,也是科学界决不会接受和相信的。

    《介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时,在我的老师费米教授指导下写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要点是“μ介子的分析”和“费米弱作用的普适性”的讨论,1949年初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一起署名的。

    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1947年费米教授发表了两篇极重要的,关于宇宙线介子(mesotron)的理论分析文章: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证明了当时知道的宇宙线介子,即现在的μ子,当时叫μ介子,没有强作用(希腊字母的μ是现在英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1947-1948年费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论文的内容是测量μ介子衰变成电子的能量谱的实验,而我则和斯坦伯格平行地做μ介子衰变和俘获的理论分析。

    罗森布鲁斯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他随泰勒(E·Teller)教授作质子的理论研究。每次当斯坦伯格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他的μ介子实验时,罗森布鲁斯自然也在旁边。日子一久他也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和我一起讨论并愿意参加我正在做的μ介子理论分析。

    杨振宁也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1948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艾立逊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做实验。艾立逊实验室是在另一个地方。不过因为我和杨振宁在周末和平常有时候吃晚餐时,常在一起。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论工作。那时候杨振宁用加速器做的实验好像不很成功。他表示也愿意参加我和罗森布鲁斯一起作的理论分析。当我们的工作在1948年冬完成后,我的同事奥尔(Ore)告诉我,他听说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做了和我们类同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学,我随费米教授做研究生时,每星期费米教授都花半天时间和我一个人单独讨论物理。当然,他对我“μ介子分析”和“费米弱作用普适性”的工作进展是极有兴趣的。1948年圣诞节那个星期,当我按例和他进行半天讨论的时候,费米教授告诉我他刚收到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的预印本。他又说:你必须赶快把你们的分析写出来,他(费米)会立即写封信给惠勒教授,附一份你们(即李、罗森布鲁斯和杨)的文章复制本,并告诉惠勒你们的工作在他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预印本出来以前已经做完了。所以我立刻起笔写文章。由于1948年圣诞节-新年假期,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去美国东部旅游。我写完后,只能等他们二位假期后回芝加哥,才能告诉他们费米教授的话,给他们看我已写好的文稿并略加文字修改后,由我们三人署名,立刻寄出。同时也报告了费米教授。1949年 1月7日《物理评论》收到这篇文章,3月1日发表。

    还有些小插曲。蒂欧姆诺和惠勒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Review of Modern Physics21144153)里有一注释说,“李政道、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很友好地寄给我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一份他们的文章,有同样的分析”。可见科学界对每个工作的评审是很严格的,对已经证明的贡献是极为尊重的。

    费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51])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讨论我和罗森布鲁斯、杨振宁合写的1949年发表的分析。在那本书中,费米教授很推崇我们这篇文章的贡献。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中,关于“介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的叙述后,大吃一惊。去问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对1948年我们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忆是什么?罗森布鲁斯回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罗森布鲁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说:

   

“亲爱的T. D. (政道):                           2003年2月14日

    关于……论文‘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作出了贡献。

                                    您忠实的
                                    马歇尔 罗森布鲁斯
                                   (签名)”

 

    他的e-mail说:

   

“……我记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我只朦胧地记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会面。也许语言的沟通上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对科学问题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1948年的合作。当然他所引用的我说的话,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说的是,在1948年,杨是比您和我较为成熟的物理学家。我还告诉他,由于我们对科学的兴趣、所走的道路在几年之后已有所不同,我实际上不能对您和杨整个的工作做出评价。我只能说,你们两位都极为聪明、同样受人高度尊敬。

                                             您亲爱的
                                               马歇尔”

   

    很明显,马歇尔 · 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的。

    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16]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年有什么意义?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难道就能说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献吗?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这以前达尔文没有发表过任何生物方面的论文,而这以后,直到1871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是1871年发表的。)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难猜测杨振宁凭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是在粒子物理的发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开始使用GeV(十亿电子伏特)级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纪早期就知道的质子、电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 μ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线里发现的。因而,1953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线物理是很难分开的。宇宙线来自天体,因而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也是密切相连的。

    宇宙线是如何产生的呢?宇宙线的来源是因为星云之间的流体和星云之间的磁场组成了一台有如整个星系或整个宇宙那样极庞大、极庞大的加速器。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将星云之间的质子加速成高能粒子,然后经过碰撞,产生了π,μ,……等粒子。所以,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在1953年前,研究这样巨大领域的创业大师就是我的导师费米教授。1953年以前,费米教授和我对这些领域均做出过贡献。

    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事实上,杨振宁喜欢的是数学物理,不是粒子物理。当时他就很难了解费米教授和我为什么对这些领域都会有很大的兴趣。其实,在学问的最高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名称的物理,都是同一个物理。而真正物理学家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关的自然现象都归纳成同一组基础原理,都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物理之精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粒子物理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成了3.3 GeV的Cosmotron,是当时世界第一台GeV级的高能加速器。从1953年开始,通过人造的高能加速器产生了ρ、φ、Λ、∑、Ξ、Ω……种种新粒子。于是,粒子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阶段。那时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这新形成的,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物理领域上面。

    在1953年之前,不包括和罗森布鲁斯及杨振宁合作的那篇文章,我已写了八篇文章,是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等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1953年Cosmotron建成后,我又写了两篇粒子物理的文章,包括盛极一时的李模型。

    在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刊载以前,我已经写了20多篇物理论文,其中一半是在粒子物理(即介子、重子、场论等)领域。那时候,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各领域里,我都已做出了基本性的贡献,其重要性至今如昔,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在物理界的声誉早年就已建立,我对全世界物理发展的影响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杨振宁的这些说法是故意制造和加强读者的错觉,想用如此低劣的手段,伪造历史,以假乱真,企图贬低和吞夺我的工作和贡献。我相信,读者是不会被他欺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