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问: 杨说,你们成了名以后,您内心起了恐惧。是您自知对宇称不守恒工作的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您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您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您的人品。 [20]您认为杨的这种说法真实吗?对杨举出的一个例子,说在您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您受杨的影响超出了他们。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杨根据这一件事竟然能得出如此一个结论,您觉得奇怪吗?

(9)答: 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了。

    在1956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我已经在物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天体物理,我1950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 (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5.6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倍太阳质量。 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很推崇我的贡献,并在1986年和他夫人一起专程来纽约给我祝寿、致贺词。 1950、51年我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证明二度空间不存在湍流(turbulence)。 这个结论对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就吸引了数学大师和计算机创始者冯·诺埃曼(J. Von Neumann)的注意和推崇。 另一篇是三度空间的湍流能量分布理论,为此贡献,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海森伯(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两封信给我, 和我进行专题讨论。1952年我和杨振宁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基础,证明了三个定理。其中, 在带头的第一篇文章里有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个定理,主要是杨振宁证明的。爱因斯坦很推崇这两篇文章, 专门约我们去讨论,并向我们表示祝福。同年,半导体和超导体理论的创建人巴丁(W.Bardeen)(1956年和1972年两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遇到一个固体物理的棘手问题,特邀我去伊里诺大学设法解决。为此,1953、54年我和派恩斯(D. Pines)发表了两篇论文, 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极化子"(Polaron)领域。1953年我解了场论中很重要的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方程式。 盖尔曼(M. Gell-Mann)是在1969年获诺贝尔奖的。1953、54年我又创建了“李模型”。 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海森伯都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他们二位均亲自在“李模型"领域内工作了好几年。

    1953年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到该系任教,1956年初就被聘为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我的这些成就,在1956年做出宇称不守恒工作以前,就都已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论文,只有统计力学的两篇是和杨振宁合作的。

    从四十年代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我的才能、我对物理学多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公认的。我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对此感到自豪。

    而且,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这是有实验文献和其他科学家的专门文章可以证明的。我和杨振宁在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基础上对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做出了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系统性的分析。我们合作的论文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怎么会引起我内心的恐惧呢?杨振宁凭什么要来乱说和瞎编我的心理呢?

    至于杨振宁说,在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杨振宁他对我的影响超过了吴大猷和费米,这更是荒唐。

    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自传,而仅是约二百字的履历和一张相片。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凡获奖者,必需在瑞典的一所大学或学院,给一个约一小时的学术演讲,称诺贝尔演讲(Nobel Lecture)。这履历,或简单地称为自我介绍就放在诺贝尔演讲的讲稿前,作为向读者和听众的一个短短的介绍,其中需有出生地、生日、得奖时的国籍、父母亲姓名和自己的简单学历等。

    这样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杨振宁也要大做文章,向我攻击,并且还要自我吹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明眼人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杨振宁将这些写在他给吴大猷老师的那封信里,明显的是在挑拨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他在吴大猷老师过世后,又将他这封已寄出的私人信件,硬性地拿回来,发表在他的传记里,其用心不良,是明显的。

    说到这里,我想,杨振宁倒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倒是他自己感到了不安?是不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我做出的,而怕舆论对他不利,从而想用不断攻击我、重写历史的办法,迷惑外界,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自从开始与我合作,就斤斤计较于名次的排列,这在他的传记里也有叙述。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是不是也是与他的恐惧心理有关?是不是也是出于"强烈的竞争心”呢?